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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纲:35年目睹之文坛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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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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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绍纲:35年目睹之文坛现状  1956年6月的一天,28岁的林绍纲从中南大区文化机关调进中国作家协会,来到市东总布胡同22号报到…

原标题:林绍纲:35年目睹之文坛现状

  1956年6月的一天,28岁的林绍纲从中南大区文化机关调进中国作家协会,来到市东总布胡同22号报到。

  “过去的文坛和现在不同,常常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斗争不断。而我这一生,就为这些文坛大家服务了。”

  每天早上8点,林绍纲骑着自行车准时到达东总布胡同22号的作协大院。中国作协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全国文协”,1953年改为现名。

  从红漆大门进去,是一座合璧的豪华三进院落。穿过前院迎面假山中间的月亮门,是一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四间厢房。再后面是一个种满花草树木的院子,主楼是一座绿色琉璃瓦顶的三层楼房。整个院落由木质雕花回廊连接。北洋军阀时期,这里是北宁铁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成了日本宪兵队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励志社”的所在地。因为当年铁局局长在这里,这座大院被人称为“四大凶宅”之一。

  当时,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所在地,也是一些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宿舍,艾青、陈企霞、邵荃麟、张天翼、沙汀、严文井都住在这里。大院里,大家都以“同志”相称,不称呼职务。

  作协机关除担任行政职务者之外,还有专职写作的驻会作家20多人,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冰心、白朗、罗烽、艾芜、赵树理都在其中。

  驻会作家的待遇很高,文艺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待遇。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被定为文艺一级,行政待遇上靠行政八级(刘白羽等作协领导为行政八级),工资收入更高,在300元以上(行政八级200元)。

  那时,稿费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著名作家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拿到五六万甚至七八万元的稿酬。当时一个小四合院房价就一万多,赵树理、丁玲、杨朔、萧殷等几位作家都买了房子。艾青的稿费比较高,一发稿费就请大家吃饭,一桌也不过百八十块。不过,普通作家一本书的稿酬很少上万的。

  驻会作家出差和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协报销。创作期间生活上遇到困难,可向作协的创作委员会申请创作基金。但这种情况较少,作协当时的财政也并不宽裕。

  颐和园的云松巢是中央特批给作协的创作休养地,只有几间房。丁玲曾在那住过一段时间。1951年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罗瑞卿陪来云松巢看望了她。另一处休养地是西山八大处的证果寺,这是市无偿划拨给作协的。禅房被改成单间宿舍,供作家写作、休养。

  1955年之前,作协有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作家不坐班,每周只参加三天半的学习。周六晚饭后,文艺界的人爱到22号院来,交流文学艺术,讨论新闻,唱歌、下棋、聊天。

  早些年,创作委员会每周最少举办两次作品。后来运动多起来,也会间歇举办。作协茅盾很喜欢参加这个活动。老舍挂名作协副,但行政关系在市文联,只是偶尔来参加。有一段时间,老舍和曹禺都是作协处,关系看起来格外好。老舍常常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摇着折扇走进会议室,跟大家打招呼,有时还会做个鬼脸。他喜欢和曹禺开玩笑,一句一个“家宝”:“家宝,你还记得那年我们相约去看曹雪芹纪念展你迟到的事吗?”

  1957年初,作协机关搬到王府大街64号,东总布胡同22号院改为用来存放图书和招待宾客。

  林绍纲调到作协时,邵荃麟是作协党组,刘白羽、郭小川为副(后任命严文井为副)。郭小川兼任作协秘书长,副秘书长两位,黎辛分管党务人事,张僖分管行政。

  通州人刘白羽有一种遗老遗少的派头,夏天穿一身白色丝绸,戴时髦的遮阳礼帽,手里摇一把白色折扇。开会讲话时一口京腔,情绪饱满,极富性。他的讲话一般内容简练,不像周扬能一口气脱稿讲四个钟头。严文井不大参与日常事务,听汇报或者批阅公文通常只谈原则,不给具体意见。他爱猫,最多时家里养过七只。他喜欢西洋音乐,常去琉璃厂淘唱片,家里有几百张奏鸣曲和交响乐的唱片。开会时,他常偷偷给人画肖像,好友张天翼、赵树理经常成为他的素材。

  他生性诙谐,个性外向不设防,宴请外宾时,谈完正事之后喜欢讲故事。长相俊美的单身汉杨朔总成为严文井开玩笑的对象,如果席间坐着日本作家,他就会请人给杨朔介绍日本女孩做妻子,总是弄得杨朔很尴尬。

  在一次丁玲的会上,旁人的发言都很激烈,严文井却站起来说:“陈明配不上丁玲。”招致哄堂大笑,也进行不下去了。

  38岁就当上作协秘书长的郭小川年轻时髦,上班经常穿灰色西装,系红领带。他性格开朗天真,几乎和任何人都能一见如故。虽然不用坐班,但他基本上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作协。

  杨朔住在一所狭窄的平房里,这是他用稿费买的,格局不好,光线很暗。他终身未婚,和弟弟一家住在这里,自己的生活由一位保姆照顾。他常西装革履,虽然也时常开开玩笑,但与人相处总有一点隔阂感。

  林绍纲来时,杨朔会匆匆收起写字桌上的书刊和稿纸,寒暄几句,习惯性地说起近来睡眠不好,头疼,离不开安眠药。听汇报时,他有时走神,眼睛发直,边点头边嗯嗯。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失眠和神经衰弱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的字一个一个圆圆的,该短的笔划拉得很长,该长的笔划又写得很短,很难辨认。每次看他的批阅,林绍纲都有点头疼。

  作协设有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等机构,还编辑出版《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中国文学》(英文版)等刊物。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的职责是与国外作家进行联络和交往,向国外推介作品,开展“民间外交”。

  外委会主任为萧三,副主任杨朔、陈白尘。林绍纲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手下有十多位精通各种小语种的职员。1958年后,亚非作家在国际上活跃起来。根据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的要求,成立了中国作家联络委员会,茅盾担任,刘白羽担任副,杨朔任秘书长。

  每次外国作家来访,都由外委会负责安排,邀请与来访者身份地位和作品知名度相当的国内作家会见。

  茅盾、严文井、巴金、冰心、叶君健都是外事活动的常客。很多小说家口才一般,不善于应付外事场合,外委会通常不敢邀请。姚雪垠是个例外,他参与外事活动灵活得体,比较活跃。

  当时外国作家经常点名求见赵树理,但林绍纲邀请他时总是被。一次,他终于答应了,穿着布鞋、胡子拉碴地随团出访,住宾馆非硬板床不睡,只好让他锁上门睡地板。别人在台上讲话,他不爱听了就去洗手抽烟,边哼哼山西上党梆子。看晚会总是睡着,甚至打起呼噜。

  林绍纲近百次陪同作协副巴金参加活动。巴金说话声音不大,发言稿多是亲自起草。他从来不领工资,一直靠稿费生活,在作家中几乎独一无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外国尤其是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作协也会邀请国务院外事办负责人会见或参加宴请。

  “刘白羽当时在作协几乎说一不二。巴金和刘白羽一同出访,虽然巴金是代表团团长,但也会听刘白羽的。”林绍纲说。

  外委会也会对名单提出。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苏激烈论战,文艺界来往也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所以选派作家以性为第一考虑。外委会一致认为,诗人和陕西作家王汶石是最合适的人选。

  每次出访,林绍纲要组织人员为代表团订做西装和中山装、准备发言稿等。按照杨朔要求,代表团出访期间,他总是留在国内负责后勤。直到1979年,才有机会第一次随团出国。

  推介作品主要由外委会主办的《中国文学》(英文版)来承担,外委会将国内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发行到亚、非、东欧国家。由茅盾挂名主编,副主编叶君健具体负责。

  精通十几门外语的叶君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往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国访问时,他通常是代表团中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直到90年代,他在北海后门边的家都是接待文化界外宾的点,时间久了,工作人员都习惯称这里为“外交小院”。除了“”期间受到过影响,这个小院近半个世纪都是热闹的。

  每年,作协还会主办“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活动。纪念泰戈尔那次,因为作家中很少有人熟悉泰戈尔,林绍纲和同事专门去找了研究泰戈尔的专家,分析他的生平和作品,写出报告和发言稿。

  “不堪回首。前,斗争几乎没断过,而作协往往首当其冲。一旦斗争来了,只能服从。”林绍纲说。林绍纲到作协时,正赶上丁玲和陈企霞分别提出书面,要求对1955年的“丁陈小集团”结论给予复查。

  1956年6月28日,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研究组。杨雨民、阮章竞、康濯、严文井、葛洛、黎辛、张僖组成“作协七人小组”,负责具体调查,后改为刘白羽、杨雨民、组成的三人小组。调查组下设办公室,由丁宁负责,抽调了林绍纲等五人做具体工作。

  办公室将16次会的发言稿打印出来,分发原发言者,逐个面谈。共约谈了133位作家,其中丁玲问题70人,陈企霞问题63人。谈线开纸上,摞起来有近半米高。

  林绍纲负责约谈康濯、严文井、阮章竞、袁静等人。在他的印象中,被约谈者都对当时的感到沉重。

  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在修正后的书面发言稿中,绝大多数人都将“集团”“一股逆流”“派小集团”等字句抹去了,取代以缓和的字眼。最后得出结论,“小集团”不能成立。

  写书面结论的工作推来推去,最后落到了郭小川头上。他历时三月,数易其稿。结论写道:“(丁陈)某些时候和有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性。他们这种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小集团论。”结论在作协党组会上通过,经审阅同意,送丁玲、陈企霞征求意见。

  周扬和刘白羽在讲线年的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材料没有核查清楚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时任作协党组的周扬表示承担责任。

  会上,丁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陈企霞则称这是“”。会议出现僵局,只能暂时休会。

  195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一辆小轿车把林绍纲接到东总布胡同22号,接上刘白羽后,驶往天津。

  天津作协分会方纪安排了一个小会。会上,在不断追问下,一位天津女作家“交代了与陈企霞的不正当关系”以及陈企霞和丁玲的某些言论。

  由此,升级。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被说成陈企霞和天津女作家秘密联络的暗号,又说丁玲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上“公然宣布退出作协”。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李又然、罗烽、白朗7人被打成“丁陈集团”,定为。

  评论家黄秋耘写了很多当时看来完全够资格的文章,林绍纲至今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刺在哪里》,文辞严厉。 但邵荃麟是黄秋耘在做地下工作时期的老领导,对他知根知底,党组会上将他力保了下来,只做留党察看。

  《》头版文章《北大在》的两位作者朱行和黄沙也在名单上。郭小川说,朱行只有24岁,就不要划了。朱行因此被保了下来。

  最后,作协有30多人被划为,占比约10%,超额完成。“文艺界从三十年代起就存在派斗争,一直延续到反右时期。”林绍纲说。

  风口浪尖上,冯牧被调来作协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他培养的很多作家都成了,但他幸运地躲了过去。林绍纲也很担心自己被戴上帽子,幸而过关。

  1959年,反右倾开始,作协党组秘密赵树理和郭小川。后来,林绍纲听郭小川说:“赵树理才好玩儿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笔记本说得,谁也说不过他,咋办,主持人只能宣布散会。”

  1961年初春,突患肝炎的林绍纲被安排到八大处休养。作协党组邵荃麟夫妇、文学评论家侯金镜也在此休养。一日三餐,同桌进餐。伙食很好,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作家们每天上午读书写作,下午活动,散步聊天。幽默又有些口吃的侯金镜提醒过林绍纲,但他还是在一天下午散步时被邵荃麟“逮着”了。得知林绍纲正在看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邵荃麟就站在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