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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片面”|对话李泽厚: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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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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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片面”|对话李泽厚: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二  问:但是你不是说过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其理论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甚至还有有矛盾的吗?  答:已经回答这个问题…

原标题:深刻的片面”|对话李泽厚: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二

  问:但是你不是说过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与其理论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甚至还有有矛盾的吗?

  答:已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说的这个基本理论,是指上述唯物史观的核心,即使用—制造工具(科技和生产力)的社会实践。它与、本无逻辑联系,由前者推导不出后者。即便就唯物史观的整体理论说,也必需发生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有可能,人们不能拔苗助长,人为制造。有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的”(《政治经济学导言》)。就世界范围说,马克思当年是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根本不是成熟期,更不是“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的时期。即便当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西欧国家(英、法、德),“社会主义”也根本没有成熟,完全是年轻人的才使马克思写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进行国际的《宣言》(1848年)。“全世界联合起来”在当时是一种虚幻,因为全世界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当时还根本没有产生。所以晚年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自1848 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初次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变成了真正的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法兰西》1895年序)。

  列宁也说:“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时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例如1848年)获得胜利这一点……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1871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都发动起来。”(《左尔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连也说马克思太性急了。但列宁和毛更性急。家们都是等不及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于是,再,把当作作为实现理想改变社会惟一快捷有效的圣道。实际上,早在八十年前,伯恩斯坦描述最典型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便说过:“……数十年中,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的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前提”(《自传》,第24页)。伯以大量现实材料证明有产者在增加,无产者在减少,结论便自然是资本主义日益巩固,而不可能是的必然胜利。但是,伯恩斯坦仍然自认是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人运动的代表,他便只好认为主义的胜利并非内在“经济的必然性”,而是一种伦理的实现。他由唯物史观的“经济决”走入主观心理的意志决,我以为,这又是完全错误的。我不赞成他的伦理社会主义。主义仍然可以是对科技极高度发展后政治经济必然的一种社会理想,虽然不是经由和和来达到。

  问:那么不要理想和了?看来家与理论家似乎可以分工,以前总是强调两者的统一。

  答:当然仍需要理想和热情,但要注意它们与冷静的认识判断和推理即科学研究的关系。热情和理想是动力,但它不应直接干预或支配对事物的观察、判断和科学研究,尽管这很不容易。因之这里便要注意“度”。其中还包括思维方法,不应或轻信抽象的论理和思辨,一定要和现实经验密切结合起来。例如自然科学必需经过反复实验,社会科学要重视调查、统计。人文学科度大一些,“诗”的成份也就是热情和理想的成份多一些,所以人文学科(文、史、哲)不是科学。一些学科可以允许某种对“总体”的先验幻想,但这幻相只能范导、思维而不能构造认识、获取真理。(关于先验幻相与科学、伦理理想、教观念的关系等等,需另外详谈,此处从略)至于家和理论家,当然也很不同。家是社会变革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她)们所需要的支配行动、影响群众的热情便不同于理论家的热情,而且二者在思维和判断上也颇有不同。从而,理论家与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仍应该明确职能、作用的巨大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家、政治家、们却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估计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来决定对策,进行行动,从而对理论可以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

  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而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当然理论家和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这里是一种“理想型” 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可以完全由不同的人来承担。如果是同一批人,二者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很有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的,则即便激烈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执行。由于经常把的暂时成就当成了理论的永远正确,这更导致巨大失误,特别是理论与在人格上和思想上合为一体的时候。

  答:在某种意义上,考茨基关于社会是“决”而政治是“意志论”的观点,把这个问题呈现出来了,但考并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他是看到由理论家(马克思)所研究出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社会是客观的决,而人们所要求发动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如列宁)是主观的意志论。他虽然没深入认识到正由于有下层群众性基础的社会所引发的政治必然导致的,但是他看到了“”只是一种“政治状态”而不能是“政治形式”。因为作为阶级,没法进行政治治理,从而作为政治治理的形式便必然会是或个人,而并非。所有这些也都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二者的同一,一方面可以出现急性病,另方面也可能出现书呆子(即不能随变迁作出策略变迁)。考茨基在后仍然反对使用,仍然强调、,便表现了十足的书生气。第二国际的各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张皇失措,都要“祖国”,与马、恩讲的“工人无祖国”、“国际联合起来”大相径庭,正好给列宁骂了个痛快,也是如此。考茨基当然认为资本主义不会自然崩溃,需要及其政党的主动活动,所以他摇摆于决和意志论之间。前,考承认政治具有偶然性,可以允许发生,但强调要保存资本主义制度已取得的。十月后,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践,考认为十月完全是徒然造成流血和将来必然失败的主观意志论的政治,违反了唯物史观。

  答:考茨基被列宁骂为,他当时是的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但由于列宁的成功便逐渐淡出了。他的《唯物史观》巨著,我六十年代读过,但印象不佳,觉得哲学根底差,是以为基础,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一书已提到了。比较起来,我更重视比考茨基更右的伯恩斯坦,已讲过了。但他当时遭到考茨基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等人极为猛烈的,几乎是“全党(社会党的第二国际)共诛之”。第二国际历史中,伯是,考是中派,、列宁是。中派最大,是当时主流和正统。

  答:其实伯在理论上毫无深度,我并不特别喜欢他,只是比较起来我以为他更为踏实和更为,不,不为情绪所左右。这个当时被称为“不快活的、怀疑的悲观主义”(Tussy Marx给考茨基的信,参看 Gary P. Steenson,“Karl Kautsky,1854-1938(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Ages)”,第122页,Univ of Pittsburgh press,1991)的伯恩斯坦在《自传》中说,他和考茨基很要好,但“我同实际运动联系比他多,而他在科学上(按:指理论上,学术上)的造诣达到了我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水平”。(中译本,第18页)伯的确没有提出甚么够得上学术、理论的东西,但由于他同工人阶级的“实际运动连系多”,特别是他多年英国对工人情况和运动的深入了解,使他从现实经验出发,第一个勇敢地提出了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如他所说这“是根源事实对所作的订正”,伯恩斯坦说得很明确:“修正主义,这一理论词汇翻译成政治语言,即是改良主义”(《1909年荷兰》)。(参看中译本《社会的修正主义》第33页,史集译,人民出版社,1963)也就是说,他主张渐进改良,告别。他主张逐步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下子废除私有制、资本家的工厂。他说“一个好的工厂法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甚么是社会主义》,中译本,第122页,史集译,人民出版社,1963)。他以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发展寿命比马克思所预想的要长得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比马克思所预想的有更大的扩展空间和改善能力,资本主义会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他指出并没像马克思期待的那样,社会结构因两大阶级分化而变得更简单,成为两军对垒。相反,“社会变得更加多样化了;阶级的分层更为扩大了”。他一再引述经济发展的大量资料,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由于生产过剩,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工人因绝对贫困,必将在短期内来临等等已完全不符实际,应予放弃和“修正”。他主张的政党应该成为“一个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自传》,中译本,第35页),与资产阶级既对抗、斗争又协调、合作,而不只是和。他说《宣言》和《资本论》都具有空想性,实际上,资本主义愈发展愈富裕,采取社会福利和社会主义也就愈有可能,而且会愈稳妥。其中,特别有两点与我的看法非常近似,一是前面已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理论失误在于黑格尔。二是他认为,当时第二国际好些领导人只是从热情而不是从实际经验出发。他说过一句激怒了好些人、被痛恨痛骂的话:“只我一个人冷静”(前引G. P. Steenson书,第124页)。也就是我所说的他认为当时的们热情干扰了理论探讨和形势判断。

  但是,我与伯恩斯坦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仍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从而是工人阶级政党(第二国际的社会党)的理论纲领;而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部分知识在当时工人运动的和气候中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理想所作的探索和追求,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无直接和必然的关系。尽管伯恩斯坦被严厉了一百年的那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也可以看作他已感到作为工人运动的实践斗争与其主义的“最后目的”是并不相干的,但他并没有明确意识或表达这一点。相反,他仍然他自己所的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在我看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应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利益和理想,而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其实,列宁便说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的利益”。(《论我们党的纲领草案》)

  问:你如此盛赞伯恩斯坦,看来你的观点以及你们的“告别”都是来自他了?

  答:不然。我和他只是不约而同。但我晚了六十多年。我是在自己观点已初步形成时才读到他的书,当时极感,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敢说。同时我也觉得,自己的哲学思比他要深入彻底。至于“告别”,倒可以说直接来自恩格斯。这里要再次(已经说过许多次了)说明的是,我所说的“告别”,是指告别以大规模群众性流血来原有的激烈行动,而非泛指任何巨大的变革。《告别》一书开明义便是如此强调和明确界定的。许多人连这一基本概念都没看清楚,便大肆起来。而且告别也不是说,以前的所有都错了,这一点书里也反复说过。

  答:我第一次读《法兰西》序(大概是1951年)便注意了这点。恩格斯晚年看到当时军事技术装备的发展,深知(当时是大城市[如巴黎]工人起义的街头巷战)如无正式军队参与,已不可能成功。而当时工人可以参加投票的议会选举却成绩很大,极有可为。恩格斯曾多次表述过放弃、转向改良的看法。例如在1874年的《英国的选举》文中,他认为虽然仍由资产阶级全面控制,工人作用甚微,但他说,“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了……因此只剩下一条开展运动的道。”(《马恩全集》18卷第57页)。在1886年为《资本论》写的序言中,恩格斯说马克思也得出“结论”,“只有英国这个国家,不可避免的社会能完全由和平的手段来实行”。其他国家则不可能。但这里便显出,马、恩并不认为“”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和圣物,是一条必经之。既然英国当年可以,其他国家以后也未必不行。伯恩斯坦正是根据欧陆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状况,认为欧洲“制度的发展会使趋于缓和”,“为创造了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才能实现的,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YX和类似的手段就可以实现”(《1898年10月20日伯恩斯坦声明》)。可见,伯恩斯坦倒常于马、恩,他把马、恩对英国的看法推广到欧洲。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伯恩斯坦和他所依据的马、恩晚年观点,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的“告别”也可以说是有“经典作家”(马、恩)的依据的,前面引用过恩格斯在《法兰西1895年序》中已明确承认了马克思和他所犯的错误,这就不只是仅指英国而言了。这篇被伯恩斯坦称之为恩格斯“政治遗嘱”(写于恩格斯临终前)的极为重要的文章,在苏联和中国都长期被下来,以前的《马恩选集》不收这篇文章,人们对这一点所知甚少。伯恩斯坦不过是直接承续恩格斯晚年这一观点加以发挥罢了。

  答:实践上也就是今天西欧社会党的线,理论上则很难说。已说,伯恩斯坦仍然坚守马、恩说法,认为他们的理论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实际上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工联主义: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工作,享有福利,既未要求用去,也没有建立一个主义的社会理想。后者只是当时和后世一部分先进知识对人类社会的远景设想。考茨基虽已提出马克思主义并非工人阶级自身所能产生,它是从外面“”给工人阶级意识中去的,列宁重申这一点为人所熟知,但他们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工人阶级现实的和长远的利益,而我则认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有时并不一致,更非同一。因此才有本文一开头所举的资本家和主张加入WTO,而工规模YX反对的事例。当然,资产阶级是多端的剥削阶级,资本主义是具有极为严重的丑恶和缺陷的社会;人们需要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去改良它、改变它,包括改变具体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和财产分配制度等等。我们应追求以不断方式来逐步实现一个比较的社会。这种也充满着激烈斗争,却并不是由工人阶级夺取、改变所有制的和由工人阶级领导社会发展便能“彻底解决”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答:今天社会党相当明确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早已从党纲上去掉了马克思主义,表明与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关系,如社民党1959年的德尔堡纲领。

  问:但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脱离,岂不是釜底抽薪,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现实力量和降低了它的伦理价值和时代意义?

  答:恰恰相反。这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特定阶级的局限而更为、宽广,它可以成为整个人类及其利益的理想。它虽不再只是工人(如欧洲)农民(如中国)的代表,却又包括了它们。因为工农阶级毕竟是占人口多数的劳动群众,他们即使不是人类的先锋也是人类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对人类整体的远景理想,自然将工农劳动阶级及其利益放在非常基础的上。它指望社会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将给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人类带来生活的改变和美好的未来,而并不局限在工人阶级特定时、空的利益之中。

  答:有如马克思当年所说,“主义只有……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主义……不是状况,不是以理想,……是运动……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个人所代替”,“单独的个人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的程度一致”(均《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正是今天而不是当年的情景。马克思的预言是天才的。而这个天才预言却正是以我所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即它是以创造—使用工具的科技发展为根本基础的。这种普遍性的个人即世界只有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之时才可能开始,今天只处在非常非常弱小的萌芽状态上。使个人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国家、民族、教、文化等等各种“集体”的中解放出来,迁徙,工作,活动和享受生活,将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至少是一两个世纪的事。

  答:恰恰相反。历史和现实都工人阶级为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社会福利的斗争,是一种脚踏实地而非常艰苦长期却不断取得成功的伟大的改良运动。改良也包括各种非流血非武装的。因之,如果工人阶级并不要求,却硬要从外面和给他(她)们,把一部分知识对人类远景所产生的幻相,作为所谓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要求工人去立刻履行和实践,才是真正了工人阶级本身的力量。马、恩、列、斯把工联主义、工会说成“”“工人贵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也不能夸大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作用,好像只有它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如前所述,工人和工会直接反对技术进步是常见的事情。

  问:有人说马克思方的问题在于整体主义(holism)即以人类整体为出发点而不是方的个人主义(methodogical individualism)?

  答:我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我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确都是从人类总体(过去、现在、未来)的角度着眼,的确不是主义的个人主义方,不是从所谓、、平等的原子个人出发。前者是一种历史的观点,后者历史的虚拟的设定,因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这种个人。这种设定在方上有使用上的简便清晰的优点,像自然科学中某些概念设定一样,但很容易被误为是实质的现实存在,而得出推论。如果明确这一点,历史本体论不排除在一定条件和情况下,如在今日中国,接受主义这种方的个人主义的设定。这一点,我以前已经讲过了。

  答:我的哲学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时我开玩笑式的把它叫做“吃饭哲学”,说它是唯物史观的一种通俗说法。其实它与唯物史观仍有好些重要差异。

  第一,“吃饭哲学”突出的是“人活着”这一基本事实和哲学主题,唯物史观则将这一主题完全纳入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哲学—社会学原理中,以至这个实在、具体的 “人活着”看不见了。在人“如何活”必需使用—制造工具,“人活”在一定生产力—生产方式中,这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吃饭哲学”的“人活着”由于强调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那不可替代的“活着”,从而更为重视感性现实的个体存在和个体的全面展开和实现。唯物史观虽不否认这一点,但一定程度上被上述社会学的表述所遮蔽了。

  第二,“吃饭哲学”强调“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亦即“如何活”并不能解决“为甚么活”(伦理学)和“活得怎样”(幸福问题即美学、教问题)。唯物史观把它们都放置在“如何活”中,认为它们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吃饭哲学”则强调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吃饭哲学”有唯物史观所忽视和缺少的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哲学理论,从而不能等同于唯物史观。

  要强调的是,“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物质、日常生活,侈谈、生命、灵魂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刺激功能一经完成,“吃饭哲学”之名也就不必再用。

  总之,作为哲学,“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并不等同于唯物史观,而是将唯物史观吸收溶入,作为它的基础。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一书在当时写作情境和认识水平下,至少在表述上是以肯定的态度来讲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实体,即基本认同了是客观世界或事物所具有的普遍规律,直到《实践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才明确否定任何客观实体,强调只是人们在“存在层”的认知方法,并与“操作层”认知方法的逻辑——数学相区分。正如《告别》一书前后对的评价有所不同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都是更清晰更公开地向康德回转。当然这只是我所解释的康德,如同我所解释的马克思一样,也许与别人包括学院派的解释有差异,包括上述先验幻相等等。我的解释是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服务的。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唯物史观的差异固然可以说后现代(超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同时还有其传统背景的重要差异。马克思的背景是希伯来和希腊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加上了一些现代科学的色彩。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如我在《》所认为,一是主义,一是法国唯物主义,在哲学上没有贡献,反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简单化、平面化甚至庸俗化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因为具有历史感觉和历史眼光,是很深刻的。但由于主观使用,造成了某些幻相。伯恩斯坦提出要回到康德,但他只讲了要恢复康德的,强调社会主义不是物质的经济,在哲学上没有提出任何重要观点或概念。他自己说,“我受了康德的影响”,但“并没有深入探索他的哲学”。(《自传》第41页)我的《》一书则一方面全面回到康德,从认识论、伦理学、美学和目的论,通过康德全面伸延了马克思。另方面,这一种伸延的强有力的背景却是实用和乐感文化的中国传统,这一点具有根本性。“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中国传统为和背景,在人本、历史、积极入世的基础上去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和把握现在,以此来融化康德和马克思。这就是我十年前所说的“儒学四期”。其中所说的主义就主要指康德,当然也包括罗尔斯等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包融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的。

  答:我已说了,伯恩斯坦没有哲学。他虽主张改良,告别,却没说出多少新观念。他毕生为工人阶级奋斗,但“工人阶级”这个概念已经愈来愈不清晰了。传统的庞大蓝领工人的主体在逐渐减少,而坐在电脑旁拥有着自己的不菲财产、高额薪金和股票的“工人”却日益增加,更不用说律师、医生、教师、教授,以及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经理、职员等等了。同时,“社会主义”的概念也不清楚了,伯一方面,“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并且由社会本身有计划地管理整个经济生活……这就是社会主义”(《甚么是社会主义》,中译本,第24页),另方面又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人阶级的意识”“人们密切关系的整体感和团结”,以及“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根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同上),等等。“社会主义”倒底是客观社会状态还是工人主观意向呢?或是某种斗争运动的过程呢?显出了他理论上的无所适从。

  答:还是从当年著名的考茨基说起。考茨基是所谓“中派”,他在理论上仍然主张,认为改良不过是暂时手段,所以不同意伯恩斯坦,他不能够告别。但他又是决者,认为社会必需社会经济条件成熟之后才可能发动,而何谓“成熟”,他又说不清道不明。考也看到工人阶级反剥削反的斗争并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它也可以以康德主义或教为思想基础,但又仍然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这一点使他晚年对已经不的欧陆工人阶级表示完全失望,“我不再信任欧陆工人运动”(前引G. P. Steenson书,第254页),从而自己也非常失落。

  答:尽管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的诸多说得对,列宁所作的是不顾及经济发展程度的“冒险事业”。包括也看到十月后和个人的严重问题。但历史有许多偶然,纯从列宁讲,他是忠诚的家,从人格到事绩都难以。在当时情况下,第一次的激进冒险,也算是一种理想的尝试选择,还是应该被允许的。我常想,如果列宁晚死十年廿年,情况会有很多不同。列宁有高度的现代学识并且始终随实际情况而改变策略和理论。例如列宁所实行的自称是“暂时退却”的“新经济政策”,如他不死,便很可能延续下去,像一样,早就走出一条像现在中国走的而可能走得更好的。因为在政治上,列宁死前已觉察党开始官僚化,有。他在前提出“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国家与》),这个让普通工人士兵轮流管理国家的设想后执行了几天便不行了,原所设想的巴黎的撤换原则和工资的普遍平等也未能实现,苏维埃初期无状态而呈现的人人可以议政参政的、没能维持。总之,如果列宁,在这些空想经实践失败之后,也许仍有可能回到并不甚好但属最不坏的“资产阶级”的议会轨道,而避免斯大林时代。总之,列宁在经济上可以放弃军事主义(产生在内战时期),搞“新经济政策”,从而也可能根据经验,放弃“计划经济”。同样,在政治上也可能依据经验,放弃苏维埃和。那整个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面貌也就会很不一样。当然,这只是好意的猜测而已。因为列宁如果这样做,就必需从根本理论上修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彻底更改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这一主要思,也就是从哲学上出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思辨。

  家大概也只有列宁具有这种水平、学识和胆量,但是否真正可能,也很难说。而毛之所以一再讲其他人不懂马列,一再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一再要在条件下继续,以及欣赏柬埔寨的实践,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小生产、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必然导致不不平等的交换和资本主义剥削,会自发地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其实,哈耶克也是这样认为。只是哈认为它将永远存在,而马、列、毛认为它可以较快废除。长期红军内战中的平等观念和军事主义的实践,使毛对此马列理论作了自己农民式民粹主义的理解而不疑,从而在“按劳分配”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法权”在中国尚远未实现的时日,毛就要求它,如本答问第一部分所说,他念念不忘想废除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就是想“按需分配”),支持公共食堂和所谓“跑步进入主义”。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毛却批注说,“不是愈困难”,而是“愈容易”,“人越穷,越要”。这就完全不顾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仅要一步跨进社会主义,而且还要一步跨入主义,完全不符马列原意而必然导致历史的倒退了。由于从实际经验出发,并没去管这个根本理论,提出“不争论”,不讨论“姓社姓资”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倒符合了历史的实际和人民的要求。所以,这里仍然是从抽象思辨出发还是从实际经验出发,是选择实用还是先验,是依据经验合还是抽象的问题。在政治上,列和毛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人人参与管理,可说是马克思对经济设想(摆脱商品,人结合的有计划的管理)的扩展,也是从抽象观念出发的推论,也不能与复杂的经验相吻合,同样具有简单化了的空想性而失败。但这空想却又具有伦理学的理想意义,这里就不详谈了。

  重复一下,马克思说,“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收据,证明他供给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收据可从社会储备中领到与其劳动量相等的那么多的消费品。他以一种形态给与社会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态全部取回来”(《哥达纲领》),这即是讲的由“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它是一种先验幻相。把它生产总值结直接到经验上,便成了上述人民工分制的灾难和泡沫。但另方面,马克思说“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财富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支配时间”;“个性的劳动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产的尺度”(《马恩全集》第46卷下,第222页、221—222页,卷上,第257页)等等,这是主义的远景理想,也是先验幻相,却具有充分的思维合和性,仍然可以作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它,避免先验幻相的失败,便需要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好些科学来具体研究各种中介的经验环节。所以,如前面说过,“人的联合体”(《宣言》)的理想、以平等为重要特征的主义彼岸(《资本论》第三卷)理想,与中国传统的《礼运》大同理想一样,仍然是可以期望在科技和经济不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去争取实现的。只是它不可能经由短期的阶级,和以至废除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资产阶级法权”在经验上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非常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许多中介环节还有待研究和寻觅。它只能是远景理想,而不是设计蓝图。

  答:这我已在别处说得很多,不想重复了。总起来说,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契、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到今日理论,它们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深入揭露了资本主义,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这些丝毫不了资本主义,但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同样充满了追求社会的伦理主义。而且在美国通过对黑人运动、女权运动的影响,也使社会有很多进步和改良。它们承继了马克思的伦理主义的一面,至今仍有价值和作用。其重要缺陷一直是,很少真正深入研讨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与“武器的”相似,他们的“的武器”缺乏构建某种建设的哲学,即如何可能通由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去研究逐渐建设出一个更好的社会。但即使如此,我也仍然以为,可以告别“武器的”,却不能告别“的武器”。资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一大特征,这特征即使在建设的哲学中也仍需保存,因为这对“建设出一个更好的社会”非常重要。其实的是每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的,否则社会和时代会陷入停顿甚至倒退。我以前把时代说成就是,是幼稚和简单化,但时代里的、意识却仍然常重要和永远需要的。

  问: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学院、如非常著名的而流行的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以及《白银资本》等论著?

  答:说句不客气的话,非常看不起。尽管他们非常显赫,不可一世。他们那种缺乏足够资料支撑的高姿态的和解构,使我想起当年:影响甚大但价值甚小。由于缺乏建设性的因素,这股时髦,我以为迟早会过去。因为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他们极力资本主义,但并不深入研究、谈论亿万人群的物质生活。他们不提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化和现在的全球一体化,尽管有严重的、剥削、和各种不,但由于科技的发展、市场的扩展、产品的丰富、交通的发展、医药的进步,全世界各地域大部分人群物质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全球一体化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命得到了延长(除非洲少数艾滋病地区)。这些学者一面身居发达国家,享受现代生活,一面却大批现代化、、资本主义,大肆赞扬落后地区,强调全球化只是严重,论证全球化并非新事物,几百年前就有,等等等等。我以为并不符合经验事实,是只图自家名声而不顾人们死活的假社会派。我的“吃饭哲学”正是在中国经验基础上对它们的反弹。它们那些念念有辞难懂之极的玄言奥语,我只觉得不过是的新衣:“恍兮惚兮,其中无物”。也有“物”:一种情绪态度而已,却以客观的学术面貌出现。

  答:托洛茨基也是一个的人物。他个人人格大不同于斯大林,但在理论思想上也“左”得出奇。列宁遗嘱中便他只重行政效能。斯大林通过农民(农业集体化)来搞工业化,便是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把托及“托派”清除了之后。托在初期写过恐怖的专文,更为斯大林所全面、彻底地执行了。但与列宁一样,托在后曾强调指出苏维埃已为新官僚的剥削阶级;与列宁一样,托也认为如无世界,会最终失败。但他仍然强调,甚至离奇到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引起世界,他是一个狂和不断论者。但另方面,又非常书生气,他虽然反斯大林的,却长期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理由就在于苏联废除了私有制。但这倒底有多少意义?事实是苏联工人比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表面的社会地位上有所不同,但实际的经济收入、政治待遇和生活情况要差很多,所受的剥削、也更严重。所以后来德热拉斯有《新阶级》的著作,要发动。当然,最后托洛茨基终于认为“现时的苏联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新剥削制度的前驱。……我们也只好公开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之上的社会主义纲领原来是个乌托邦”。这是托在中国的者、坐牢数十年、“至死不肯”的中国著名托派郑超麟在临终前回忆录中引述的托的遗言。尽管郑仍然相信,根据《资本积累论》,当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过剩时,“必然到来”,但也终于承认至今看不到“资本主义在走下坡”。他认为历史证明了“马、恩、列、托”犯了错误。(均见郑超麟《史事与回忆》三卷集,上引文见第二卷第314页,香港,1998)

  答:布哈林比较温和,他主张承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结果被斯大林以赶下台并处死。但所有这些人,包括托、斯、布比列宁在各方面都差了一大截,更谈不上甚么理论或哲学贡献了。

  答:应该说,已经讲到了。今天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真正找到一条社会建设之。想以不断即以反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建设,证明此不通,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各种办法,经济仍然上不去。出自个人欲求和利益的市场竞争能推动经济发展,而平均分配的大锅饭和过多公共福利却造们懒惰而失去效率,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宣言》对反对者的这一重大质疑,仅以轻蔑的作了回答。此外,马克思理论缺乏政治学和伦理学,他认为经济基础问题解决了,上层建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其实不然。马克思也缺少哲学心理学(他有一些重要观点,如我在美学论著所征引),这也影响了他的整个理论。

  答:不同的人曾送我不同的帽子。有人说我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人说我是新、马克思主义;还有人说我是康德主义。我一直说,“呼我牛者谓之牛,呼我马者谓之马”,我都可以接受,名号无所谓。实际上是既可接受又统统套不上。说经验变先验还能是康德主义吗?告别和不谈按劳分配还能是马克思主义吗?不谈还能是新吗?我看是既不能又能。因为它毕竟又保留和融合了这三者中的许多东西,例如我就仍然赞同唯物史观中的好些内容。但由于不愿意附属于某个ism,于是只好强调我只是我罢了。

  答:这不矛盾吗?正好说明我哪派也不是。这两派的分歧是我最先概括和提出的,是1998年夏天吧,当时我叫新为民粹派,因为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强调平等和社会主义。而我一向反民粹(见《近、现代思想史论》),认为资本主义绕不过去。当年他们反对中国加入WTO,认为中国经济因大量外资进入使社会产生极大不公而将崩溃,我和他们激烈口头辩论过。但我主张不要亦步亦趋学,要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可能又和他们有接近处。老民粹的梁漱溟、也是要走新,他们失败了,但这并不证明新不可以再找。而且我认为最近二十年就已经在走一条新,避免或减轻了许多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种更为惨重的痛苦和代价。这也可看作是中国道或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派对现实好些看法和主张,我是赞同的,他们对现状的激烈,他们强调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现在不是学过多,而是不够,我也是赞同的。但他们认为没有甚么新可走,一切照搬美国即可,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我是不赞成的。对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念如原子个人、人性等等,我认为历史的。这些我一再讲过了。总之,看来两派的光亮头衔我都够不上。

  答:其实,讲得太粗略了。还需要大补充,特别是在哲学方面。但可以说这是有感而发,我多年颇有感于现在的学者喜欢大谈特谈施米特、斯特劳斯、鲍曼、萨义德、福柯、德里达、哈耶克、罗尔斯等等,却偏偏不屑一顾、矢口不提马克思和《资本论》,我觉得这是一种怯懦和逃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了半个世纪,今天仍然是正统意识形态,如何回顾它、认识它、梳理它,追本溯源到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得失、可继承和应抛弃的,是许多人所关切而学者们的任务。它直接涉及中国的今日和未来。这个问题既不是高喊创新却依然一味赞颂、掩饰、辩解,也不是将马克思研究繁复化、章句化、琐碎化,更不是我刚才说过的那种闭眼不理、、,便能胜任或躲开的。正因为这种情况,我才不自量力,极为疏漏粗略地谈了今天这些看法。要再次声明的是,这只是一篇通俗答问,并非学术文章,论证不足,缺陷很多。但如能由此引起认真的讨论或,那便再好不过了。

  答: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将经过,融化在中国文化中。现在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迅速进程中,这进程具有所谓“中国特色”。这特色便包括经过一次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洗礼所存留下来的那些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它们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如生活方式、人生理想、价值观念、情感态度以及中国特有的人情世故等等),将在不断的交错融合中,组成中国的现代性。我在《说儒学四期》一文中说,中国的现代性仍将以儒为主,结合、融化马克思主义、主义、后现代等等走出一条自己的道。

  中国文化具有准教性的和理想。那就是在建立天堂,而与前面答问时所说的马克思遗产的第三方面,即对人类远景的理想,可以接。《礼运》讲: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联合国成立时,中国以这段话书赠,意义很大。比后来改送的长城好多了。这大概是最高最大的理想,“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这也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中国大小传统的共同,是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远景眺望。十九世纪末,即使国难当头,救亡急迫,急需高扬民族大旗的时候,康有为却仍然一再写作《大同书》,也是从整个世界未来着眼远瞩地来看待中国。今天的问题恰好是经济全球一体化在迅速发展,中国现代化日益与世界紧密连系起来,中国有责任为自己同时也就是为人类寻找一条和平、安康、富裕、幸福的道。

  答:的确是空谈和梦想。但为中国的现代化找一个有理想和的人类远景,怎么没有意义?尽管这远景必须是模糊和非确定的,不是人工设计的具体图景或方案。有一个人类共同远景即大同世界设想的重要,也在于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和观念大都来自,它总激活出要求保存自己传统性的情感冲动。两者在纠缠、挣扎和困扰中,很容易一条虽具有“中国特色”却人类普遍原则的之。以为例,与康德、歌德拥抱普遍性不同,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与施米特,都是因为既必须接受现代化又不甘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普世原则而求另找出,甩开经济、大讲文化,追求保存传统,来超越平庸的现代性,却最终找出了一个被选上台、获大众拥戴的种族社会主义的。直到二战后,(如日本一样),在全面接受美国管制下才真正“融入”现代,才赢得不再战争、人民生活富裕的半个世纪,而的哲学人文创造却似乎衰退。我以为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有关思想教训的课题,但很少学人考察研究。今天人们仍然大谈施米特,我以为尽管施米特的政治如何精巧独到,却应该放在历史长河的经验教训中来衡量考察。

  答:回到本答问一开头所讲,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毛认为自己用反资本主义的不断的现代化方式可以找到,结果并不成功。大同世界当然应该是超越资本主义和过去其他形态的社会。其特征之一是不再有“人剥削人”即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并以之剥削多数劳动者的现象。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或乌托邦空想包括前引《礼记·礼运》和康有为《大同书·去产界公生业》都以废除私有制为大同世界的基本特征。

  答:我不是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任何论说。虽然我随着高科技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和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迟早将退出历史舞台。但也应注意到,今日资本主义已相当不同于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代,它究竟如何和何时能通过改良、改变而发展到马克思所讲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 (《1861—1883经济学手稿》),则完全是一个未知数。至少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此可能。惟一可以论断的倒是,以资本家私有财产实行国有或公有制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以此公平、、和平的大同世界或主义,历史已证明此不通。相反,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状况下的各种、改良,包括当年罗斯福的新政(老人和残疾人的医保和退休金)、二战后欧洲各社会党的福利政策、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和一部分职工购股、持股、参股,以及北欧的社会范本,倒都是向社会主义和世界大同不断前行的现实趋势。它们都是不断积累经验合的实用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理论的先验配方。所以,所谓大同世界之仍待“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总结,而不在某种理论的设计思辨。

  答:不谈不是永远不谈,而是现在没法谈。如上所说,现在最多只能以它作为人类远景理想,界范围积累经验的基础来进行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早讲过未界的具体实现现在没法知道。这里,我愿引列宁两段话:“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发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成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直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国家与》)。列宁当时讲的是用资本家、废除私有制后,生产力会蓬勃发展(按:这已证明不正确),但这发展如何能达到彻底平等、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则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如此,作为世界大同的前提,根据唯物史观,仍然是发展高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经济,使整个人类的和生活不断得到极大改善。

  因此,在这过程中,即使产生悬殊,分配不公,但只要它是相对而非绝对地扩大,亦即限定在一定的“度”上,不因之而发生阶级、民族、教、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便可以。所以,我十多年来一直认为欧盟为世界指出了一条和平、富裕的大同之,它在既承认个体(高于主权)又承认群体(超国家的调节市场和贯彻福利政策)的结构建立,先经济、后政治(刚开始),逐渐结成一体,来削减和化解民族、阶级、教、文化的冲突。使人民生活和平、安康、富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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