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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中国多部门协作的疾控体系堪称典范

  •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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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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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传来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重症死亡的消息,令人惋惜。武汉市卫健委网站1月12日发布通报称,截至目前,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已治愈出院6例,在治重症7例,死亡1例,其余患者病情稳定。世界卫生组织也在12日发布了一份声明,其中表示,中国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调查和在武汉实施的应对措施,质量是能够保证的。

  新的疫情凸显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也让人想起疾控体制改革的话题。疾控的全称是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国的疾控体系包括国家和各级疾控中心,以及相关的一些机构。中国疾控体系早期侧重于卫生防疫,在防疫站体系和预防医学院整合为疾控中心之后,强调了体系建设,设备、人力等方面得到了加强,履行公共职能的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这两年,部分地区试行了疾控体系的改革,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2019年4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呼吁,要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尽快明晰各级疾控中心功能定位,稳定公共卫生医生队伍。

  相较于医疗、科技等能迅速测度产出的行业,疾控的重要性往往被低估。一千多年前扁鹊讲的故事就是个明证。扁鹊三兄弟,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就下药铲除病根,但病人那时还没有症状,也就不觉得他的医术有多高明,只有明白人才推崇大哥的医术。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的“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也是同样的道理。扁鹊的大哥这位“上医”所做的就是预防。预防的效果往往难以测度,结果被大家忽略。

  美国疾控体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联邦政府基金方面,占美国疾控中心预算10%以上的预防与公共卫生基金(Prevention and Public health Fund)常常在国会预算制定过程中面临诸多质疑。往往是有了新的疫情(如埃博拉、寨卡等)之后,国会才会对公共卫生有更多重视。在民众层面,反疫苗运动已经导致加州、华盛顿等部分地区麻疹重现,2019年全美31个州共计1282例麻疹病例。怎样保证预防第一的理念在政府和在民众中普及,确实是个大难题。

  陈竺呼吁,我国卫生和健康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应该始终不变。与中国公卫界有着紧密交流的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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